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前身是2005年本校国际经贸学院成立的经济史研究所，2007年升格为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并改为现名。本中心现有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10人。

我们的研究课题来自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是我们的选题理念。近年来中国的净出口占GDP比例、外汇储备、投资增长、楼市、股市等问题令政府和学界担忧。这种担忧有无道理？继续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起点。经济不同于物理、化学，无法用实验室方法来确定真伪和选择调控手段，只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寻找答案。英国在重商主义理念支配下净出口高企不下过，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曾连续多年盆满钵溢，投资快速增长是众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走过的老路，楼市和股市的问题在美国和日本都反复出现过。这一切是否对他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有负面影响，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回朔世界经济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对这些问题给出具有历史厚度的参考答案。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是和中国经济现实紧密联系着的，这一层面的探索基本属于历史的应用研究范畴。

从经济现实回朔经济史，势必要求经济史有基本可以满足研究需要的“基础设施”——经济统计（估计）数据和相关资料。考察欧美日诸国，这方面的工作大都比较令人满意。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新经济史学派，苏联随后也出现了热衷于计量经济史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根据经济学原理已经反复证明的函数关系，对不可能存于文献中的关键数据，利用已知的数据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推算出来，从而开辟了经济史中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对过去以点代面形成的定性判断进行检验，使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提高。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对19世纪美国国民收入、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铁路运输效率等数据的估算被认为是他们最卓越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川一司根据税收的历史资料将日本的国民收入倒推至1878年。他的研究经过反复检验，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学者认同，也被日本官方出版物采用，日本的数量经济史学派也就此闻名于世。

勿庸讳言，中国经济史学界在这方面成果不多，尚处起步阶段。对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估计，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会计核算方法，就是根据史料对个体数据进行加总，得到总体数据。这种方法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所广泛使用。二是计量推断方法，就是根据现代经济理论，根据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条件抽象出前提假设，建立或者修正现有的理论模型，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得到估计结果。这种方法应用者较少，最先使用第二种方法估算近代中国GDP数据的是我中心主任刘巍教授（《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

在“基础设施”构建工作大体有个眉目之后，我们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我们认为，中外经济史是人类经济活动丰富的实验报告，记载着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大都在经济史上曾经发生过，历史虽不能重演，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何其相似乃尔！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多有不同，我们不会机械地照搬，而是在历史证明正确的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修正前提假设、增减模型中的变量，得出适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政策建议。

经济史属于理论经济学科，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着眼应用意义，而且还盯住经济学理论逻辑的丰富和发展，这从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可见一斑。例如，我们在对穆勒提出的贸易条件与马勒条件及倾销反倾销实践活动之间的矛盾做了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贸易条件作为一国国际贸易活动绩效、一国国际贸易政策效果的考量指标只适用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时代，即该学说暗含的前提假设是卖方市场，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代，贸易条件在宏观层面上失去了解释能力，不宜再以此衡量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我们对政府提出的建议是，1996年之后我国已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中，因此不要再用贸易条件的恶化或改善评价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和相关的贸易政策效果。

本中心所属研究人员的计量经济史研究工作断断续续已有10年的历史，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工作成绩不尽如人意。近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领导和经贸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科研工作条件渐入佳境。今后，我们将在三个方面努力工作：第一，继续完善中国计量经济史的基础设施建设，深入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各主要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第二，从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回朔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教训，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三，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

本中心出刊学术通讯《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以季刊节奏赠送国内外150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和著名学者。我们推出本通讯的用意在于抛砖引玉，就教于国内外学者，同时希望更多同行和我们一起来营造中国计量经济史的辉煌。